下班后的傍晚，我站在过街天桥上，望着远方绯红的晚霞，忽然感觉此时北京的天空像是和我在云南支教时看到的天空重合了。恍惚间，我又想起了那段难忘的时光，久违的思念之情涌上心头。此时，手机突然响起了视频通话的邀请，点开一看，屏幕里露出七八颗挤在一起的小脑袋，正是我想念的那群孩子们，“老师老师，Nuo hati zhuoma（你在干什么）？”熟悉的面容，熟悉的开场白，我落寞的情绪瞬间一扫而光，不禁开心地笑起来......

 

 

结束支教已经一年多了，我和孩子们仍然会时常视频聊天，他们总是会用哈尼语来“考验”我，听到我仍可以用简单的哈尼语回应他们，他们就会表现得很开心。我和孩子们之间的话题大都围绕着学习、生活以及学校的一些变化。孩子们也会问我：“老师，你什么时候再回来教我们啊？”工作忙碌的我并不能准确地回答他们这个问题，只能告诉他们：我一定回来看他们！

 

 

结束支教回归都市后，我入职到了《意林》杂志社担任编辑工作。我想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，并不意味着一段关系的断裂。虽然现在的我不能给他们上课、不能带他们写诗、不能陪他们一起散步……但我却希望以另外一种方式，给予他们一些遥远的帮助。

 

 

偶然的一天，我照例在工位上翻看杂志，正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，一个念头忽然闪现在脑海中：如果能让孩子们的诗歌刊登在杂志上就好了！我想，哪怕就是小小的一个角落，哪怕稿费才几十元，但如果能让大山孩子们的诗歌被更多的人看见，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极大的鼓励和认可。

 

 

在和杂志社的领导沟通后，孩子们的诗歌开始在《意林·全彩Color》上陆续刊登。刊登的第一首是俄垤小学五年级李福春的诗歌——《太阳与阳光》，就在定稿的当晚，我接到了一个陌生的电话，电话那头的声音压得很低，旁边还有隐隐的笑声，在我不断地“盘问”下才知道，竟是李福春同学和她的一群室友。我端起老师的气势，问她们：“为什么这么晚了还不睡！”她们激动得不行，叽叽喳喳地说：“老师，我们很开心，睡不着……”听到孩子们欢呼雀跃的声音，我知道我做的这一切都有了意义。意外的是，在李建邦同学的诗歌《我看见风》刊登之后，他的妈妈也联系到了我，说她和建邦爸爸都非常高兴，还特意问我在哪里可以买到杂志……

 

来自孩子们的喜悦和家长们的认可，让我更加坚定了要继续为孩子们争取发表作品的决心。我想，留守孩子身上的每一点变化，都能够让不能长期陪伴在她们身边的父母感受到孩子的成长和进步。这样，小小的诗歌便承担起了另一份“职责”。

 

 

脱离支教老师的身份已经一年多了，现在的我依然能时常回想起和孩子们相处的点点滴滴，那时的快乐、汗水、感动，永远真实而鲜活。虽然我的支教工作结束了，但我和孩子们的故事仍在继续。即使现在身处山的这一边，我依然想让孩子们知道，山的那边不是另一座山，而是可以努力抵达的梦想之地。他们的未来会像俄垤山头升起的太阳一样，耀眼，灿烂。